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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余光中写人的艺术余光中

时间2021-02-28 来源:火狐文学网

  核心提示:阳春三月,夭夭碧枝,皎皎风荷,暖风熏醉,染了春扉。安静的午后,静静的梳理着自己的思绪,轻轻的敲打着心语,不想惊扰沉睡的记忆,不想扯住渐行渐远的思绪。初春的日头,终究是有了暖意的了,鹅黄的嫩绿轻轻浅浅的...
 

内容导读:  小说家的余光中有着独特的写人艺术,无论历史多么久远,只要他的笔一点,那些灵魂就会从历史的烟云中复活过来。  余光中不是小说家,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,他曾作《食花的怪客》和《焚鹤人》两篇,向小说投

  家的余光中有着独特的写人艺术,无论历史多么久远,只要他的笔一点,那些灵魂就会从历史的烟云中复活过来。

  余光中不是小说家,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,他曾作《食花的怪客》和《焚鹤人》两篇,向小说投石问路,但他自己认为“不像散文,小说不像小说,身份非常可疑”。但是余光中认为:“任何文体,皆因新作品的不断出现和新手法的不断试验,而不断修正其定义,初无一成不变的条文可循。”的确,余光中的很多作品都打破了文类之间的藩篱,尤其是他散文中的人物形象,一点也不比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逊色。

  余光中笔下的人物如果按时代划分,大约可以分成两种类型:一种是历史人物;另一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。如果按其身份,可能难以划分,因为不仅有诗人、作家、画家,还有摄影家,更有与历史密切相关的人物。在《左手的谬斯》中,就“有一半的篇幅为作者心仪的人物塑像。其中有诗人、作家,还有画家”。其实,余光中写人的篇什并不限于《左手的谬斯》一集,其他如《望乡的牧神》《隔水呼渡》及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《青铜一梦》等集子中均有人物形象。

  余光中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出现在他的游记中,尤其是历史人物。这也是余光中写人,尤其辽宁小儿癫痫专科医院是历史人物的特点之一。因为游记不仅要展现山川风物、关梁厄塞,更应该涉及其地理、文化、历史的变迁。历史其实就是人物的活动史,当人物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,人物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了,他需要作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唤醒历史的记忆,而且作者游历的地方往往又都与这些人物关系紧密。所以他的游记除了描绘途中所见之美景,更旁及所历之关梁厄塞、风土人情、有关的历史人物。这就使他的游记无论是凭吊古迹,还是吟赏烟霞,都兼具感性和知性之美,内容丰厚,蕴藉深沉。

  收入《青青边愁》中的《不朽,是一堆顽石?》作于1976年10月,是作者参观了西敏寺之后的一篇追记。这是一座“帝王与布衣、俗众与僧侣,同一拱巍巍的屋顶下”的古寺,但作者却将笔墨挥洒在“诗人之苑”。文中提及的诗人有四十多位,但为了表达“不朽”之主题,文章对主次和疏密做了极好的处理。

  “英诗之父”生时穷困,死时并未以诗人之名进入西敏寺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英国人对自己的这位诗翁认识渐深”。但是,一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,“英诗之父”的地位才被确立。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伟大的事物近距离真的难以观其全貌,难怪余光中要发如此的感叹了:“盖棺之论论难定,一个民族,有时要看上几十年几百年,才看得清自己的诗魂。”

  的确,文学艺术史上常有这种情况,一个已经过时的诗人,常常突然又被人们重新发现其全新的意义和价值。荣格从两方面解释了这一现象:首先,作品本身就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、一种超越作品表层意义的深层意义;其次,这种深刻的象征不为作品诞生的时代所理解,而只有人类意识发展到更高水平,只有时代精神的更迭,才对我们揭示出它的意义。因此,真正的艺术作品虽然属于它那个时代,但却不被他所处的时代所认识沈阳比较好的癫痫病医院是哪个、接受,然而,它却能超越时代的局限。真正的艺术是万古长青的,真正的艺术家也需要时间来证明。荣格的这一见解适合于用来解读余光中散文中所涉及的艺术家。

  一个民族的宗庙是需要诗人来支撑的,很难想象没有文学的民族该是什么样子。然而,为什么伟大的诗人死时都是如此寂寞呢?难道有价值的东西真的需要时间的流水来淘洗么?当大浪淘尽之时,会留下一些什么呢?当后人认识到他们留下的是那些最珍贵的东西时,才去追溯时间之流,还历史以公正,对诗人来说,这也许就是他的价值所在,就是“不朽”。

  常人贵远贱近,这远和近不仅指空间距离,也应该指时间。在这里,作者除了融入诗人的体验之外,更辅以冷静的理性态度,对历史进行反思并批判,更可以作为现实的借鉴。

  当然,历史是一个时间流程,是动态的,在现实语境中去审视历史,余光中有着诗人的敏感和智者的理性。西敏寺的“诗人一隅”也有让人啼笑皆非的地方:“雪莱与济慈,有碑无像。柯勒立芝有半身像而无碑。”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赖尔,不但供像立碑,而且天使环侍,独居一龛。普赖尔只是英国的一个三流诗人,所著颇丰,但成就不大,影响也不深。所以余光中认为这“未免大而无当”。历史有时也未免有些滑稽,像给朱艾登骂出名的谢德威尔,他的“冥顽的形象”被急冻冷藏在朱艾敦“犹如一块坚冰”的“讽刺诗”里。可这种“反面的永恒”却“不但浮雕半身,甚至桂冠加身”,怎不叫人“哑然失知”?可见“诗人之隅”的记录也未必可信,真正的伟大还是需要时间去证明,不能完全依靠一代风气。历史也是一个不断被肯定和否定的过程。

  是的,历史是一个不断为现实印证的过程。即使当时不为政府当局所接纳,但历史终将会给予公正。就如拜伦,生前名闻全欧癫痫病睡眠还说实话吃什么药呢,死后却埋骨异乡,“叶飘飘而归不了根”,一个多世纪之后这堆白骨才被英国上流社会原谅。这究竟是对死者的安慰还是对活人的安慰呢?但无论怎样,拜伦毕竟是被原谅了,“千载宿怨”已埋葬其

  中——这不能不令人感慨。由此作者想到自己的漂泊,想到自己与大陆母亲常年的人为隔绝,期待着“纵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,最后我或许会被宽恕,欣然被认作她的孩子”,向人敞开了一个海外赤子的拳拳之忱。深沉的历史感与苦涩的现实感融合在一起,显示了一种家国现实的高度与民族历史的深度。

  但是,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,诗人的不朽不应该只在“诗人一隅”占有一席地位。作为诗人的余光中,他当然有着自己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看法。

  “一位诗人最大的安慰,是他的诗句传诵于后世,活在发烫的唇上快速的血里,所谓不朽,不必像大理石那样冰凉。”立像建塔,只能供人瞻仰,而诗人的生命却能在喜爱他的读者那里得以延续。   生命是如此短促,生命之火是如此微弱,那么,作为有限人生的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呢?在“诗人一隅”低回的同时,作为诗人的余光中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。“对诗人自己说来,诗,只是生前的浮名,徒增扰攘,何足疗饥,死后即使有不朽的远景如蜃楼,墓中的白骸也笑不出声来。”谁说不是呢?乔叟、斯宾塞、拜伦、弥尔顿。浪漫派先驱大师布莱克“默默奋斗一生,老而更贫,死后草草埋于彭山的荒郊,墓上连一块碑也未竖”。直到两百年后,世人才“既叹其诗,复惊其画”;生前视他为狂人,如今却追认他为浪漫派的先驱大师,可是,墓中的白骸又如何笑得出声来呢?然而,诗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些,而是在于他对一个民族的价值:“对于一个民族,这却是千秋的盛业,诗柱一折,文庙岌岌乎必将倾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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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余光中以一颗诗人敏感的心灵去烛照历史上无数的艺术生命历程,同时以一种历史理性的批判意识,去穿透历史与生命晦暗不明的现象,揭示了生命的超越性意义,并将诗人内在的孤独、痛苦、渴望、希冀凝定为散文形式,使他的散文获得了永恒的魅力。

  余光中笔下的人物,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占有很大比例。这也许与他自己的身份密切相关吧。在人类长期发展的历史之流中,这些人往往没有什么政治地位,但他们又是这条长河中闪亮的星星甚至是中流砥柱,他们曾为国家民族的独立、复兴和发展歌哭吟啸,历史的长廊里就一直都在回响着他们的歌声。著名的哲学家、史学家兼批评大师卡莱尔,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,他对教会、议会、工业社会的猛烈批评里,“扮演的是告警报忧的先知”。他那“独排众议的胆识”,令时人也令今人折服。然而今天,又有多少人能认识其价值,为之警醒呢?就连“诗人一隅”也并无卡莱尔的塑像,只有在并不显眼的位置有一块平面地碑。他的故居也更是香火冷落,不像狄更斯的故居游客摩肩接踵啊。

 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那么究竟什么才能在时间里永恒呢?难道谁都逃不脱被“大浪淘尽”的历史命运么?即使伟人?文中充满了诗人的激情而不滥情,闪耀着哲人的思辨智慧而不说教,既愉悦性情又启人心智,更予人警醒。

  余光中的这一类作品,无论是哲学的意蕴,历史的眼界,还是审美的体悟、表达的技巧,都是写人的范本。他将哲学、美学以及自己对人生的体验融汇一体。无论是品藻人物,指点江山,还是勾画景致,叙述事件,均显出优雅从容、游刃有余的大家气势和风范。用的是史家笔墨,渗透的是诗人情怀。

作者:不详 来源: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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